作。”［7］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宋敏求本第十四卷、第十六卷、第十七卷分別收录了魏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崔宗之《赠李十二》、崔成甫《赠李十二》三首詩。这些都是他人赠李白的诗作而非李白诗歌，却被宋敏求编入李集中。又据郁贤皓、尹楚兵《李白诗的辑佚与辨伪》一文［8］可知，宋敏求所编李白集中可以确定为他人之作的还有岑参、王昌龄、高适、唐玄宗等人的诗作。宋敏求本是先诗后文分类本。这里边分类因为遵循的标准不一，导致有些诗文分类混杂，显得不够科学与严谨。以诗歌为例，某些是按照题材划分，某些又是按照体裁归类。对集中重出诗歌不能做出判断，以致后人无所适从。宋氏在编集时，将魏颢本、乐史本、王溥家藏本以及《唐类诗》中的类目做了调整，体例虽然趋于完整，但让人不知魏、王本的原貌，内容显得紊乱。王琦在《李太白全集跋》中就批评道：“论太白诗集之繁富，必归功于宋，然其紊杂亦实出于宋。盖李阳冰所序《草堂集》十卷，出自太白手授，乃其真确而无疑者也。次则魏万所纂《太白诗集》二卷，当亦不甚谬误。乐史所得之十卷，真赝便不可辨。若其他以讹传讹，尤难考订。使宋当日先后集次之时，以阳冰所序者为正，乐史所得者为续，杂采于诸家之二百五十五篇附于后，而明题其右。自某篇以下四十四首得自魏万所纂，自某篇以下一百四首得之王文献家所藏，自某篇以下若干首得之唐类诗，自某篇以下得之某地石刻，自某篇以下若干首得之别集，使后之览者信其所可信，而疑其所可疑，不致有鱼目混珠、碔砆乱玉之恨，岂不甚善。乃见不及此，而分析诸诗，以类相从，遂尔真伪杂陈，渭泾不辨，功虽勤也，过亦在焉。”虽如此，宋敏求本还是对李白诗文的保存与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首次对李白诗歌进行了分类整理，將李白詩歌分为二十一类，改变了從唐代以来李白诗零落散乱无系统的状态。乐史编《李翰林集》二十卷虽已佚失，但宋敏求編纂的《李太白文集》前二十卷基本上照录乐史本《李翰林集》，从中可以窥知《李翰林集》的旧貌，对研究李集版本很有益处。

宋敏求编集的这个《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稍后流到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手中。曾巩本人对宋敏求本“未考次其作之先后”的缺点很不满意，于是他依照李白生平行踪的先后时间，对宋敏求本所收诗篇逐一进行了考辨。他在李白诗每种分类的题下，注释李白行踪时间，以示李白诗歌编年之意，因此使得李白诗集的体制更加趋于严整。曾巩《李白诗集后序》云：“《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次道既已类广白诗，自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9］他对李白诗的編次是在宋編本基础上所进行的。大致说来是在李白诗每类之中考订出诗歌写作的先后顺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巩是第一次对李白诗歌进行编年的人，这样做有利于研究李白其人其诗。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对曾巩的这种贡献做出了评论：“此为现知仍有刊本传世的最早的李集。此集所祖，函有魏颢《李翰林集》的旧第，有乐史所编《李翰林别集》的旧观，收集最为宏富，在李白诗文集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10］曾巩不是对全部李白诗作出了编年，而是从第六卷歌吟类开始到诗集的卷末哀伤类。其中有些编年明显错误，但它对李白诗集的保存和流传方面却是作出了贡献，对研究李白诗文的编年提供了最早的依据。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曾巩编次的这个李白集，书名、卷数、篇数都有出入，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偏偏是他自己的序。除了上引《曾巩集》卷十二《李白诗集后序》外，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也收有《李太白文集后序》，曰：“《李白集》三十卷，旧歌诗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又宋咸淳本《李翰林集》卷首曾巩《李翰林集序》云：“《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三个版本上的曾巩序，竟然有如此多的文字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是序名不同，分别是《李翰林集序》、《李太白文集后序》、《李白诗集后序》。其次是书名、卷数不同，分别是《李白集》三十卷、《李白诗集》二十卷。再次是篇数不同，蜀刻本作“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着六十五篇”，咸淳本作“旧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一个是确数一个是约数。詹锳《李白集版本源流考》一文认为宋蜀本所收诗文与曾巩序吻合，而咸淳本比宋蜀本收诗文要少，故而咸淳本修改了曾巩序的文字，将“七百七十六篇”改为“七百若干篇”，“千有一篇”改为“九百若干篇”。［11］也有可能曾巩编次的李白集仅仅是《李白诗集》二十卷，不涉及到文集，故他在序中称为《李白诗集》二十卷。对宋敏求、曾巩编定的李白集，詹锳《李太白集版本叙录》一文有精彩的评论，其云：“综合以上各本观之，论李集之繁富，必归功于宋敏求，然其真伪杂陈，亦自敏求始。宋氏以前各本俱已失传，居今之世而欲辨李诗之真伪实难言也。若夫李诗编次，则分类出于敏求，考次出于曾巩，而分体出明人之手。宋氏分类碎杂无足观，明人分体亦一时风气所趋，居功多者以南丰曾氏为最。惜其用力尚未深至，仅寓先后于各类之中，而未能通体为之编年。后之注家不明斯旨，肆意颠乱，无复旧貌。”［12］

由宋敏求增订、曾巩编次的《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虽然大致编定，但当时似未刊行。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临川晏知止出守苏州，得到了宋、曾的编定本，将此书授与信安毛渐校刊于苏州，世称苏本。毛渐在《李太白文集跋》中对宋敏求、曾巩、晏知止三人在李白集的编撰、考订、刊刻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其云：“临川晏公知止字处善，守苏之明年，政成暇日，出李翰林诗以授于渐曰：‘白之诗历世浸久，所传之集，实多讹缺。予得此本，最为完善，将欲镂版，以广其传。’渐窃谓李诗为人所尚，以宋公编类之勤，而曾公考次之详，世虽甚好，不可得而悉见。今晏公又能镂版以传，使李诗复显于世，实三公相与成始而成终也。元丰三年夏四月，信安毛渐校正谨题。”［13］这可以说是宋代编集《李太白文集》的第一个刻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著录《李翰林集》二十卷为乐史编集本，但赵希弁《附志》卷下著录《李翰林文集》三十卷，曰：“右唐李白太白之文也。《读书志》云二十卷，希弁所藏三十卷，以常山宋敏求、南丰曾巩序考之，则三十卷为是。然第一卷乃李阳冰、魏颢、乐史三人所作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四人所作志与碑，第二卷以后乃白诗文云。”［14］这里有一个问题，赵希弁藏的这个《李翰林文集》三十卷不是曾巩编次的《李太白文集》三十卷，理由如下：首先是书名不符，赵藏本名为《李翰林文集》，曾巩本名为《李太白文集》。其次编次不同，赵藏本第一卷为序跋、碑志，从第二卷始为李白诗文。曾编本前二十卷为诗歌，后十卷为杂著，前列各家碑序。赵希弁所藏的可能是宋蜀刻本，然书名有异。

 

                            二

 

正是由于宋敏求的广泛收集汇编、曾巩的详细考订次序、晏知止的慨然楼板刻印共同促成了《李太白文集》的问世与流传，使得《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基本定型，直接影响了后世李白集的编撰与刊刻，具有重要意义。苏本今虽不存，但依据苏本翻刻的宋本尚有几种，最著名者当属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现存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共两部，分别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国静嘉堂文库收藏。国图所藏学界定为蜀甲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定为蜀乙本，为同一版本。蜀甲本缺卷十五至二十四，由康熙五十六年缪曰芑影宋刻本补配。蜀乙本卷数完整，在清代曾历经徐乾学、黄丕烈、蔡廷相、汪士钟等藏书大家收藏，留下了诸多藏印。后归湖州皕宋楼主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八著录。光绪三十三年，陆氏藏书以十万元售与日本岩崎氏之静嘉堂文库，其中包括这部蜀乙本。一九八五年巴蜀书社将此书影印出版，才使国人一睹其风貌。

宋蜀本从避讳字上来看，宋讳避至“桓”字，自“构”字已不避，应该刊刻于北宋末年。从时间上早于宋咸淳本，与宋蜀本《骆宾王文集》属于同期刻本，为晏知止苏州刻本的第一传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宋蜀本半页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前目录后诗文，末尾附宋敏求、曾巩、毛渐三序。卷一收录李阳冰、魏颢、乐史、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等人的序、记共七篇。从第二卷至第二十四卷收录李白歌诗，按古风、乐府、歌吟、赠、寄、别、送、酬答、游宴、登览、行役、怀古、闲适、怀思、感遇等二十一个类别排列。第二十五卷至第三十卷所收为杂著，计有古赋八篇、表三篇、书六篇、序二十篇、赞十六篇、颂二篇、铭二篇、记一篇、碑五篇、文二篇，合计为六十五篇。宋蜀本因为是翻刻的苏本，故苏本中的误收诗此本照录不误，魏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崔宗之《赠李十二》，崔成甫《赠李十二》都在书中。如果剔除这三首诗，则宋蜀本实收诗歌九百九十八篇，文章六十五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说：“别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数亦同，而首卷专载碑、序，余二十三卷歌诗，而杂着止六卷。”［15］所记与现存宋蜀本完全相同，他说的“蜀刻大小二本”可能是两种蜀刻本，虽然卷数同为三十卷，但板式与内容应该有所出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近蜀本又附入左绵邑人所裒《白隐处少年所作诗》六十篇，尤为浅俗。白天才英丽，其辞逸荡隽伟，飘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读者自可别其真伪也。”［16］晁氏所记的是另一种蜀本，与翻刻苏本的宋蜀本相比，多了《白隐处少年所作诗》六十篇，可能很多是附会之作。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还著录了一种三十卷本的《李翰林集》：“家所藏本，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为杂著，首载阳冰、史及魏颢、曾巩四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碑志，卷末又载新史本传，而《姑苏十咏》、《笑矣》、《悲来》、《草书》三歌行亦附焉，复著东坡辩证之语。其本最为完善。”陈振孙这个家藏本与宋蜀本相比，具有以下不同之处：首先是书名不同，家藏本为《李翰林集》三十卷，宋蜀本为《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其次是编次不同，家藏本卷首载李阳冰、裴敬等人序、碑记八篇，包括曾巩序。书末附录《新唐书李白传》、《姑孰十咏》与《笑矣》、《悲来》、《草书》三篇歌行，同时附苏轼有关这几篇诗歌的辩证之语。前二十卷为诗歌，后十卷为杂著。宋蜀本将李阳冰、裴敬等人的文章收入卷一正文中，而将曾巩序放在书末尾。第二至二十四卷收录李白诗，第二十五至第三十卷收李白文，没有附录《新唐书李白传》以及《姑孰十咏》等诗。从编排体例来看，家藏本应该是源于曾巩编次本，而且有所增订。李子龙《陈振孙家藏本<李翰林集>源流补述》一文［17］认为家藏本编刻于北宋元丰三年至北宋末，所用底本为曾巩编次本，地点就在当涂县，而且这个家藏本即是南宋咸淳本的底本。清代藏书家钱遵王也收藏一部《李翰林全集》三十卷的残本，类似于家藏本。其《读书敏求记》卷四：“太白集宋刻绝少，此是北宋镂本，阙十六卷之二十，二十六卷之三十。予以善本补录，遂成完书。前二十卷为歌诗，后十卷为杂著，卷下注别集，简端冠以李阳冰序，盖《通考》所载陈氏家藏本不知何处本，或即此耶。”［18］从内容来看，钱曾收藏的这部北宋刻本《李翰林全集》三十卷，应该就是陈振孙的家藏本，或者是据家藏本翻刻的宋本。这是因为在南宋咸淳本之前，当涂县就有过刊刻李白集的实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之《记舒州司空山李太白诗》云：“当涂太白集本，元无此诗，因子中录寄，郡守遂刻于后。”［19］又光绪三十二年吴隐影宋本《李翰林集》卷末收录了舒州司空山这首李白诗，同时附有绍熙元年开封赵汝愚的题词。这两条材料说明在北宋元丰三年到南宋咸淳年间，当涂县即有刻印李白集的事实。周必大说的“当涂太白集”有可能就是陈振孙家藏本，而且在绍熙年间，因为周子中发现了这首《司空山瀑布诗》，当地的郡守在重刻李白集时，特意加入了这首诗，并且收录了赵汝愚的题词。对于陈振孙家藏本，万曼《唐集叙录》评论说：“其实这却是一个为庸俗所乱的坊本，和晁公武所见的蜀本类似，掺入了一些膺作的。”［2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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