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黄山凌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后简称《登》)，是李白在当涂所作送别诗之一，詹先生系其于天宝十三载五月，瞿蜕园、朱金城先生在《李白集校注》中作：“未详此诗作于何年。”
詹说是否准确?《登》诗当系何年?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述一孔之见。
李白写这首送别诗，与其它一些写给友人的互道珍重的送别诗有些不同，正象《唐诗别裁》评价的那样：“说转漕处见关系军国，此一篇主意未写送行，亦不草草”。因此，合理解释诗题，正确理解诗句，对把握作诗年代显得尤为重要。
詹先生解诗题曰：“此诗所赠者即丹阳李济也，充字疑衍。”说所赠者为丹阳李济，准确无误；疑充字为衍文，似觉不当。王琦在《登》诗题下注曰：“充一作统。”按此注，充泛舟即是统泛舟。此解甚是。泛舟词义出自《左传》，“僖十四年，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李白在《登》诗中，也说得很明白：“尔从泛舟役，使我心魂凄。”可见，李白登黄山凌台送李济，不仅因为李济就要泛舟赴华阴，更重要的是李济有役在身，要统领运粮船漕运粮米至“洛阳西”。为什么李济要“充泛舟赴华阴”呢?《登》诗中解释为“秦地无草木，南云喧鼓鼙”。显然，只有搞清楚“秦地无草木，南云喧鼓鼙”指何事，此事发生于何时，才能推断出作诗时间。
李白在“秦地无草木，南云喧鼓鼙”句后，用“君王减玉膳，早起思鸣鸡。漕引救关辅，疲人免涂泥。宰相作霖雨，农夫得耕犁”三句诗详细交待了从泛舟役的原因。其中“宰相作霖雨，农夫得耕犁”，十分明显是写久旱初雨的情景。可见，“秦地无草木”实指关中大旱。“南云喧鼓鼙”何解?王琦认为是公卿百官求雨“伐朱鼓”；詹先生解为与“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泸师”(李白《书怀赠南陵常赞府》)同指一事，即云南战事。詹解较为合理。关于关中大旱，据《旧唐书》记载，天宝年间有二次。一是天宝六年“自五月不雨至秋七月乙酉”；二是天宝九年“三月，时久旱，制停封西岳，五月庚寅，以旱录囚徒”。关于云南战事，也有二次：一是天宝十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大败于西洱河；二是天宝十三年六月剑南节度留后李宓败于西洱河。李白《登》诗写于“炎赫五月中”，而天宝六年五月，不雨尚未成灾，故《登》诗中提到的关中大旱不会指天宝六年的那次；“南云喧鼓鼙”虽指云南战事，但未明确即是“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泸师”的那次，故可指天宝十年的那次，也可指天宝十三年的那次。显然，李白《登》诗最早当作于天宝十年四月以后，地点必须是在当涂。天宝十年四月后，李白有幽州之行，十二年早春三入长安。不久返河南梁园。十二年秋由梁园南下宣城，十三年在金陵别魏万后往来于宣城、当涂等地。那么，天宝十年四月以后
李白最有可能在当涂的，就只有天宝十三年别魏万后由金陵来当涂的那段时间。天宝十三年五月，李白如在当涂，《登》诗就可能写于那时。但是，考李白行踪发现，天宝十三年五月，李白还在金陵与魏万同游。天宝十三年初，魏万寻李白相遇于扬州，不久同舟自秦淮而下金陵，同游凡数月。别时，李白作《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曰：“五月造我语，知非亻台亻疑人”。
魏万在《金陵酬翰林谪仙子》诗末日：“此别未远别，秋期到仙山”。显然，李白与魏万在金陵初别的时间，“当是五月以后尚未入秋以前”(詹《李白诗文系年》)。这样，李白就不能在天宝十三年五月独自去当涂登黄山送李济。但是，从天宝十三年夏至十四年秋，李白在当涂曾有较长时间的停留，有诗《当涂赵少府粉图山水歌》、《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等为证。如果把《登》诗写作时间推迟到天宝十四年五月，一方面可与诗中提及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吻合，另一方面也照应了李白在当涂的游踪，显然是可取的。当然，把《登》诗系于天宝十四年五月，也似有不妥之处。李白在《登》诗中记述的关中大旱，离他写诗时已隔五年之久，为什么把五年前的旧事重提?况且，天宝十二年八月，关中水旱相继，京城米贵；天宝十三年秋，长安大水，物价暴涨，人多乏食。这种情况下，肯定也有“漕引救关辅”的泛舟役。《登》诗既作于天宝十四年五月，为什么对近事只字不提，偏偏写到几年前的旱灾?笔者认为：天宝十二年早春，李白三入长安，在京城里，对二三年前的关中大旱、云南战事，听得多，印象深。不久离京归梁园，南下宣城。远离长
安后对天宝十二年八月以后的关中水旱灾害，或者听得少了，或者未身临其境，印象也就不那么深了。所以，登黄山送李济从泛舟役赴华阴时，想到李济充当了救关辅的角色，于是在京期间的所见所闻，又浮现在眼前，下笔之处，自然又追述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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