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44年，杜甫与李白初次相逢于洛阳，两位诗坛泰斗一见如故，同饮同醉，携手同游，度过了一段彼此难忘的日子。
　　杜甫在成都做节度使严武的幕客时，生活还算安定。闲暇时常想起与李白相处的日子，这时他们阔别已经十多年了。想起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好时光，杜甫总感慨不已，颇为怀念。
　　如今正是仲春时节，蓉城景色秀美，心旷神怡，李白若能来此同游，那该是何等美事。一代豪放的诗仙，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将栖息于何处？想到这里，诗人不禁提笔做诗，写了一首五律《春日忆李白》，开头四句是：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杜甫在诗中对李白是这样赞许的：庾信的诗清新而不俊逸，鲍照的诗俊逸而不清新，而李白的诗兼而有之，其清新俊逸之风实在是无人可以匹敌的。
　　但李白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及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点来比较李白和杜甫：
　　一、思想：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二、风格：李白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的深厚同情。李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
　　三、擅长的体裁：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李白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李白的诗更能表现盛唐文人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而杜甫的诗则更能反映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李白天才放逸，诗歌自成一体，是天授的奇才；杜甫当世英才，诗歌兼备众体，是人能的极致。李白的诗对于后代爱好豪放诗风、具有奇特想象力的诗人有深远的影响。杜甫的诗对于后代关怀社会现实、重视诗法变化和字句锻炼的诗人影响更大。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两人都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两人的诗，是各有长处的。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个人性格。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
　　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诗派更是杜甫视为宗祖。他的影响力巨大。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别人所不能及的。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
　　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高蹈之间。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在他的《行路难》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等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自己艰难处境。由于当时高力士杨国忠的受宠，贤士都被据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他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袁宏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怀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
　　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
　　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着。而杜甫就简单的多。他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首诗十分能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诗开头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绪，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有动人的对比。其后写出“万方多难”的境况，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的是唐军攻克安史老巢后诗人听到消息后的喜悦。全诗以流走的音韵真挚的情感快速的节奏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诗对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一体。前两联写景，后两联结合自身衰老，归结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名句。
　　在诗体上说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七绝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他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在诗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逊于杜甫。而在风格美方面，李白的飘逸豪迈，谈吐天然是别人所不能学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这也是年轻人多喜欢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欢杜甫的一个原因。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
　　用韩愈的话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唐代的经济发展导致了文化的繁荣，同时，政治比较开明，各种思想也兼容并存。这些都形成了唐诗发展的基础。加之唐代以科举取仕，诗赋是进士考试的主要内容。文人学子都以此为进身之阶，求取功名而得登入仕途，因而更加促进诗歌的创新和发展，使得唐诗创作盛况空前，异彩纷呈，而成为文学艺术的最高峰。唐代诗人辈出，有重大成就者多逾百人。学习唐诗，就不能不深切关注李白和杜甫这两位伟大诗人，他们是唐代诗坛上突出的两颗灿烂明星。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是自唐代以来一千多年文人和诗人景仰的楷模，学习的榜样。我试图以个人浅陋的理解，对这两位大师的思想倾向和作品风格，作不成熟的探讨。
　　（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而盛唐诗则是这高峰的顶点。从公元712年到762年，即唐玄宗初年到唐代宗初年这半个世纪，历史上称为盛唐。这一时期诗的创作十分繁荣，杰出的诗人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等多人，都写出了许多传世名篇。而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能不首推李白与杜甫这两位伟大诗人。李白是浪漫主义最高成就者，而杜甫则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诗歌艺术方面是双峰对峙而又相辅相成。
　　先说李白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的杰出者，被尊为“诗仙”。他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蔑视和抨击；他毫不掩盖他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和追求，却又无法与腐朽势力及利欲之徒同流合污。
　　李白的长篇诗作，大都是气势磅礴，想象丰富，豪情满怀，一气呵成。如《蜀道难》、《梁甫吟》、《将进酒》、《北风行》和多首《古风》……都是“下笔如有神”的惊世巨作。李白的艺术夸张和丰富的想象，都十分精辟有力，在其诗作中比比皆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许多诗句，豪气干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许多作品真情流露，如《赠汪伦》、《赠孟浩然》等等赠别之作，感人至深。李白的很多诗作，看似随手写来，而通畅、自然、流利，如《静夜思》二十个字，信笔而写，却浑然天成。又如《哭宣城纪叟》：“纪叟黄泉下，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对一位卖酒老人的悼念之情，跃然纸上。
　　李白一生坎坷，怀才不遇，临老还因永王李璘牵连而成为“反革命”，流放夜郎。幸而中途得赦回来，六十二岁死在安徽当涂。他笃信道教，还真受戒做了道士。他有求仙思想，在他现存的一千多首诗中，不少诗句中“仙风飘拂”。但他终于没有从求仙中解脱出来，潦倒而死。
　　再说杜甫杜甫是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忠实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和人民命运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被后人尊为“诗圣”。
　　“安史之乱”长达八年。由于唐玄宗荒淫和杨国忠乱政等原因，蕃将安禄山叛乱，连陷二京，皇帝逃亡，社会遭到了重大灾难，人民流离失所，连杜甫本人也深受其害。他以严肃悲愤的心情，写下大量诗作，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杜诗“三吏、三别”极为深刻地反映了动乱的社会和人民的苦难。刚刚结婚的小夫妻，就遭灾祸，丈夫被迫当兵打仗，丢下新娘；连老人也免不了要被抓去服役：“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多么沉痛。剥削阶级和人民痛苦生活的对比，在他的诗作中也得到充分反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传流至今的名句。《丽人行》中，深刻地反映唐玄宗的昏庸、时政的腐败，讽刺了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无耻形象。
　　杜甫诗作谨严、深刻，对问题的分析老到，叙事条理分明，首尾呼应，许多作品都成为不朽之作。如《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等。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困苦境地和寄人篱下的情景，也有充分的反映描述。如《羌村三首》、《秦州杂诗》、《发同谷》……他在安史之乱中到了四川，依靠友人生活，还建了“草堂”。秋风之中，屋上茅草被大风刮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避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当他陷入困境时，想到的不是一己的安危，而是“天下寒士”，这是何等开阔的胸襟，何等高尚的品格！杜甫潦倒一生，只做了很短时间的小官，大都在困苦、奔波、流亡、依人中度过。在四川寄居将近十年，返回到湖北、湖南等地，不久，即死于耒阳舟中，年五十九岁。
　　附带谈一下李、杜二人的交往。李白年长于杜甫十一岁，唐玄宗天宝三年（744），李44岁，杜33岁，他们在洛阳相遇相知，在一年多时间里，二人同游梁、宋、齐、鲁等地，感情深厚融洽，（“怜君如兄弟”、“携手日同行”……）到次年秋天即分手，从此再未见面。李白存诗中有四首关于杜甫的，而杜诗中怀念李白的更多，《梦李白》、《天末怀李白》、《不见》……都是真情实感之作。
　　（二）李杜诗对后人的影响“李杜诗篇万口传”。这两位大诗人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累世以来，所有学诗和读诗的文人学子，无不以这两位诗人的巨著中，受到影响或得到借鉴。
　　我认为后世学诗之人，以学杜崇杜者为多为众，而对李诗则崇多学少。因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作深入社会和人民生活，有广泛的人民性；同时，杜诗特重格律，功力雄厚，遣词用字，十分严谨，是后人可以通过努力而学习的。因而有些人是“扬杜抑李”，当然也有“扬李抑杜”的。这都是不公正的，他们俩的诗作各有特色。我的理解是：杜诗可学、李诗难学。李白是天赋雄才，气雄、势壮，博大、自然……这些都是很难学得好而精的。因此，学杜诗而有成就者，历代均有多人，而学李诗有成就者则是“凤毛麟角”，所见不多。
　　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这是一个老题目。1962年郭沫若同志在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会上的开幕词就是这个题目。在开幕词里，他说：“李白和杜甫是象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这是对李白和杜甫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的确切评价。可惜不知由于何种原因，十年后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里，观点全变了，再不认为李白与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而是抑杜以扬李，把杜甫说得几乎一无是处。郭老对李、杜的不公允评价，当时即为学术界所私下非议。近年来，已有不少文章对《李白与杜甫》一书提出了批评。对于李白与杜甫，任何扬此抑彼都是不适当的。他们各自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无法代替的贡献。历史上对他们的评价虽或时有抑扬，但总的倾向一直是承认他们双子星座的地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番粗略的回顾。抑扬李杜的历史回顾扬杜抑李，始自中唐诗人元稹。他说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他认为李白的有些地方虽略能与杜甫相比，但在律诗上，却比杜甫差得远。他的这种扬杜抑李的观点在当时并不带普遍性。他的好友、著名诗人白居易虽也认为杜有超过李的地方，但基本上还是两人并列，说两人“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与元稹看法完全不同的是韩愈。他写过一首《调张籍》诗，对贬抑李、杜的人说了一些份量很重的话：“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显然，他对李、杜是同样十分尊崇的。1959年在新疆婼羌县米兰古城出土了坎曼尔的三首诗，其中一首提到：“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坎曼尔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安西人，与元、白、韩、柳同时，这就说明，中唐以后，李、杜在诗坛上有同样广泛的影响，时论并无扬此抑彼的倾向。到了宋代，欧阳修更喜爱李白，而王安石更喜爱杜甫；苏轼虽更为推尊杜甫，但其实他创作的艺术特色却更接近李白。而且他虽崇杜却并不抑李，他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崇杜而不抑李，可以看作有宋一代对李、杜的基本评价。杜诗在宋代有着甚高的地位，江西诗派就以杜为宗师，但李也备受推崇。虽也有崇杜抑李的人（如苏辙、黄彻等），但并未形成普遍倾向。诗论家严羽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这是说得很公允的。明代对李、杜的评价，大致与宋代相似。杜甫的地位甚高，但李白的声望也未曾因此稍衰。茶陵派的李东阳，宗主杜甫，但对李也甚为景仰。提倡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诗学杜甫，而对李白同样赞赏备至，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对此都有所论述。力求摆脱复古束缚的祝允明、唐寅，推崇李白；文征明却崇拜杜甫。有叛逆思想的李贽推崇李白，而主张独抒性灵的袁中郎，则李、杜并称。清代的情形亦复如此。赵翼说了一句带有总结性质的话：“北宋诸公皆奉杜为正宗，而杜之名遂独有千古。然杜虽独有千古，而李之名终不因此稍减。”这说明，李、杜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各自做出的独特贡献，是无法抹杀的，采取简单的扬此抑彼的态度，都无法改变他们在诗歌史上双子星座的地位。不同的创作道路李、杜齐名，但他们诗歌创作的道路却很不相同。李白比杜甫长十一岁。但这是很重要的十一年。李白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爆发、也即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以后。加上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他们诗歌反映的生活内容是有区别的。李白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祸乱酿成之前暴露和抨击了当时的黑暗政治；而杜甫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则在于祸乱既起之后，反映了国家忧患和人民疾苦。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就是历史上所称道的开元盛世。处于经济和文化繁荣的盛唐社会，给了他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建立非凡功业的理想。他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生活，似乎不世功业，唾手可得。但当他去敲仕途的大门的时候，呈现在他面前的，不仅是盛唐社会的繁荣，而且有它的腐败与黑暗。唐代社会正从它的高峰上衰落下来。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李白要去实现他那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他开始时是希求援引，以一登仕途，但未能如愿；后是应诏进京，供奉翰林，而不久即被排挤出京。前后两次进京，对于朝政的腐败与黑暗，他都看到了。在诗中强烈地反映了他的愤愤不平。《古风第十五首》中，他抨击当时远贤臣、亲小人的政治状况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二十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对此都表示了愤怒揭露玄宗宠幸宦官和善斗鸡者，“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蜺。”他还一再抨击当时那种权奸得意、贤才落魄、是非颠倒的不合理现实：“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对权奸他甚至指着鼻子骂：“董龙更是何鸡狗！”李白揭露安史乱前唐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其深刻性除杜甫外，并世无第三人。
　　杜甫的青少年时期虽也受到盛唐文化的熏陶，有着建功立业的非凡抱负，但是他的长安十年，正是安史之乱的前夕。与其说他曾经看到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不如说他更多地认识到衰败到来的危机四伏。而且，接着，他便被卷入战火之中，面对满目疮痍，而流徒奔波。由于生活的困顿与乱离的经历，他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并且对他们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杜甫也写了不少暴露黑暗政治的诗，但他写国家灾难和人民疾苦的诗，占有着更大的比重。他写战乱带来的大破坏，是：“万国尽征戍，烟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他写人民在战乱中的苦难，是：“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他写了有名的《三吏》、《三别》，对战乱中人民的悲惨生活，作了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描写人民苦难的同时，他还真诚地在诗中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希望有人能够叩君门以减征赋，能够息兵以休养生息。例如，乾元二年，杜甫从秦州去同谷途中，路过凤凰台，写下了《凤凰台》诗，幻想着以自己的心血去哺养受饥的雏凤，让它长大后自天衔瑞图，降祥瑞于国家，“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当时，杜甫正在饥寒途中，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疾苦，一片心愿，只有借助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李白与杜甫诗歌题材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李白写任侠、求仙学道，写祖国的壮丽山河，抒发个人失意的不平，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深刻的、是那些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的诗篇。杜甫也写祖国的壮丽河山，也抒发个人的失意的不平，也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为动人的，则是那些描写贫富悬殊、战乱灾难、生民疾苦的诗篇。那些诗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他之被称为“诗史”，不为无因。
　　不同的创作方法
　　李、杜的诗，不仅在题材上有很大不同，而且他们所运用的创作方法，也是很不相同的。明代的袁宏道指出，李白善用虚，杜甫善用实。写虚与写实，正是李、杜诗歌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区别。
　　“虚”，是指侧重于精神世界的描写。在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李白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以感情的逻辑去取代生活的逻辑。他写愁，是：“朝心不开，暮发尽白”，“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两鬂入秋浦，一朝飒已衰。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在这里生活本身如何并不重要，感情爆发的需要才是重要的。抒发感情的需要，使生活的逻辑让位于感情的逻辑。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如“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上句写思念长安，思念是一种精神活动，当然不可能挂在树上；下句写思家，归心不是物体，当然也不可能吹堕。但是这样写，思念的急切却得到了更为深刻的表现。
　　李白的一些诗，常常把现实诗化为幻境。例如，玄宗后期大权旁落，李白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危害，他写了《远别离》。在诗里，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幻化为自然界的愁惨景色：“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而可能出现的篡权悲剧，在诗里则升华为一个传说中的悲惨故事的幻境：尧被舜囚禁起来；舜又被禹所逼迫，出走于苍梧之野。政治危局被诗化为幻境，而幻境又��漫上绵绵哀愁，变得更为哀郁。李白的有些诗甚至离开现实，以理想直接写幻境。他有近八分之一的诗，写求仙学道。诗中所写的幻境，既非生活所实有，也无托喻现实的意义，而是他渴望成仙的理想的外化，他把那理想幻化为一个个并不存在的幻境。在那些幻境里，他和仙人往来，和青童、玉女相处。那些自己构造的幻境被当成了生活的实有去描写。
　　李白还有一些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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