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白居易

　　花时同醉破春愁，

　　醉折花枝作酒筹。

　　忽忆故人天际去，

　　计程今日到梁州。

　　白居易诗鉴赏

　　“ 元九”就是在中唐诗坛上与白居易齐名的元稹。元和四年（809），元稹奉使去东川。白居易在长安，与其弟弟白行简和李杓直（即诗题中的李十一）一同到曲江、慈恩寺春游，又到杓直家饮酒，席上念及元稹，就写下了这首诗。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见长。

　　诗的首句，据一同参加游宴的白行简在他所作的《三梦记》中记载应为“春来无计破春愁”，但《白氏长庆集》中却作“花时同醉破春愁”。白行简所记可能为初稿，《白氏长庆集》所录则是最后的定稿。

　　在章法上，诗的首句是“起”，次句为“承”，第三句当是“转”。从首句与次句的关系看，将“春来无计”改作“花时同醉”，就与“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为紧密，而在上下两句中，“花”字与“醉”字重复颠倒运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从首句与第三句的关系看，“春愁”原是“忆故人”的铺垫，但如果一开头就说“无计破春愁”，到第三句就难以显示转折。这样一改动，先说春愁已因花时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忆”两字陡转，才显出波澜起伏之美，从而跌出全篇的风神。

　　这首诗的特点是，信手拈来，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而情意的表达，主要在诗末“计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计程”承上句“忽忆”来，是“忆”的深化。故人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想象和估算对方此时已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这里，诗人意念所至，深情所注，信手写出这一生活中的实意常情，给人以格外真实、亲切之感。

　　当诗人作这首《醉忆元九》诗时，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元稹对这首诗的解释是：“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诗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白居易诗中记叙的真事竟与元稹写的梦境两相吻合。这一巧合正是以元、白平日的友情为基础的。唐代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当时游赏胜地。进士登科后，皇帝就在曲江赐宴；慈恩寺塔即雁塔，也是新进士题名之处。元、白两人想必常到这两处游宴。对元稹说来，当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怀念故人、追思昔游时，这两处长安名胜，不仅在白天会时时浮上他的心头，在夜间也会进入他的梦境。由于这样一个梦原本来自对敌人、对长安、对旧游的朝夕忆念，他只是如实写来，未加渲染，而无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尽在其中。其情深意真，可与白诗比美。

　　联系元稹的诗，更可见两人的交谊之深，也更可见白居易的这首《忆元九》诗虽是偶然动念，信笔成篇，却有其浓厚真挚的感情基础。如果把两人的诗联系起来看：一写于长安，一作于梁州；一记居者之忆，一叙行人之思：一是真事，一为梦境；诗中情事却如《本事诗》所说，“合若符契”。而且，两诗写于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韵。这是两情的异地交流和相互感应。读者不仅从诗篇的艺术魅力，而且从它的感情内容得到了真和美的享受。